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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哲学发展的不足注解与分析

来源:百科期刊平台位置:哲学社会时间:14-08-04 13:54

 
目前文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但深入分析情况着实堪忧,相比扩招前人文素质类学科如萎缩近三分之二,史学萎缩达五分之四,文科规模的扩大主要源于应用型学科如外语类类大大增多。今天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了关键期、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人文社科研究的滞后导致的困境越来越凸显出来,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以及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贫富分化、及技术研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等等,这些都需要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智慧,当然也包括哲学学科。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今学术界对一连串现实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难以推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关键在于缺少一种成熟的、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缺少一种广阔的、有着极高包容能力的视域,而唯有哲学才能提供这种理论框架和思想视域。〔3〕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而、伦理、美学研究的缺失导致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方面尤其突出,人文的危机说到底是伦理和美的危机。如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安全问题,工程项目中的安全问题以及屡见不鲜的老人跌到无人敢扶、比比皆是的为争钱财亲人反目等等,无不折射出当前国人道德伦理的某种缺位。消费主义盲目攀比在并不富裕的国情基础上催生出了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收视率导向的各电视台节目的全民娱乐化,动辄全裸出境的行为艺术等等,反应了现时代审美的错乱。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是GDP数字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人们幸福感的增加,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更有道德。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发展,也因此而格外显得重要和珍贵。
 
制度设计:教授级优博及跨学科背景情况
 
哲学类优博获得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曹静51岁,最小的是徐英瑾28岁,总体平均年龄为38.35岁(优博获得者年龄和提名获得者基本一致)。从优博获得者获奖年龄的变化趋势来看,最初几年年龄普遍偏大,1999和2000年获奖者的年龄平均为42岁,究其原因在于具有高级职称的优博获得者的比例偏大(表一显示部分博士毕业之前被评为教授者名单),如1999—2002年优博获得者中除一人外其余皆具有高级职称(1人为副教授,4人为教授)。本硕博连读比例增大而具有高级职称的获奖者变少使得最近几年优博获得者获奖年龄趋于缓慢下降,2009年仅为32.57岁,2010年为35.5岁,2011年为34岁,而2010、2011两年中无一人拥有高级职称。教授读博历来被社会公众及学界所热议,好在这种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在哲学学科逐渐消失,但制度设计当中的为学历而学历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高校进人及职称晋升中一刀切的政策,方便的是管理但却埋下诸多隐患,对博士学位的硬性规定虽说有学上的道理,〔4〕但终究体现的是行政化带来的管理不自信,过度强调外在条件而忽视了最重要的内在素质,教学效果的评价靠学生打分,科研水平看发表SCI论文的数量,这种评价很难说不是本末颠倒。大批副教授、教授在为学位而学位的制度设计下趋之若鹜的考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挤占了本来就很稀缺的博士招生名额,而使真正需要进行学术规范训练、真正需要鼓励的年轻学子失去了机会,这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大量的教授博士再被授予优博名誉及科研的奖励,显然已经和优博评选的初衷相去甚远。这样说并非否定这些教授优博获得者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在他们获得教授职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同行学术评价和认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可以锦上添花,但却使得更多需要进一步深造学习的年轻学子丧失了被雪中送炭的机会。从国家的人才战略上看,也是弊大于利的。跨学科基本出现在本科进入硕士时期,如在本科阶段韩震学的是教育学、吴国盛和段伟文是学等(如上表二),其中大多数有或长或短的工作经历。这些具有高级职称的教授优博们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献累积可以做到在短期内薄发,在本学科国内顶级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并非遥不可及,如张异宾在读博期间竟发表了51篇CSSCI论文,其中《哲学研究》4篇、《中国社会科学》1篇。而对于年轻的硕士毕业生来说,在这种期刊发表文章的难度可想而知;现在的制度设计使得教授级博士生和硕士毕业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势必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对形式产生某种误判,甚至对自己失去学术自信,事实上,如果本硕博延续一个研究方向,经过大约10年不懈的努力,一般也能有所建树,很多没有工作经验的优博得主本硕博就都出自于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如下表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是沿着一个学术方向在同一个地方坚持到底,还是大力倡导学科交叉,注重学术交流?跨学科对于原始创新的意义从对诺贝尔奖的研究中便能看出这一点,1901—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奖获得者中具有跨学科教育背景的占72%,涉及其他学科的成果占53%,越来越多的成果是靠集体协作来完成的,〔5〕2001—2008年涉及其他学科成果的已经升到66.7%。 〔6〕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更多哲学社会类学术论文发表请登录:www.baikeqikan.com)
 
 
兼职多能:导师的行政任职
 
长期以来,对于学者兼任行政职务,一直都有争议。我们曾对诺贝尔物理奖、奖、医学与学奖的获得者行政任职情况进行统计,结果表明:59%的获奖者终生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一生从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比例为17%,换句话说83%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过行政任职的经历。〔7〕此次我们对哲学类优博及提名的指导教师行政任职情况也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哲学类优博(含提名)指导教师中有过行政任职经历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高达78.95%,其中校级领导及以上(包括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及教育部领导等)占比为23.68%,院系级领导(如院长、副院长等)占比为55.26%,无行政任职者占21.05%。由此可以看出哲学类优博和提名的指导教师的行政任职比例和中科院院士的行政任职的比例基本相当,无行政任职和重要学术任职(重要学术任职主要指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指导教师所占比例仅为5.26%。行政任职在大科学工程方面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专家行政任职是否会导致学术自主性的减弱甚至丧失?行政权力和学术发展的方向选择之间是否具有合理的主导关系?行政事务会不会对导师科研产生负面影响?更进一步,优博评选中是否存在面上为学生竞争,台下却是导师PK的非理性现象?一般认为科学家在非学术方面的努力往往会影响到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8〕白春礼院长等对391位中国杰出人才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55—60岁之所以成了科研的低谷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即在于这些科学家在这一阶段仅仅把35%的时间用于科研,而把55%的时间用于了管理,行政管理的时间挤占了大量的科研时间。〔9〕接近80%的哲学优博及提名指导教师都是身兼数职且身兼高职,这一现象至少值得深入研究。当然,任何时代都不乏即使担任行政职务也没有放弃科研工作,在行政工作有声有色的同时科研成果也斐然的学者型官员,如自1998年开始就历任某大学校长、省委宣传部长、中央某局局长等职的一位专家教授,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完成了55篇高质量的CSSCI论文(其中50篇都是独自完成),包含6篇《中国社会科学》和4篇《哲学研究》。
 
宁有种乎:培养单位情况
 
优博作者博士阶段毕业院校除3所外皆为985名校,非985又非211的山西大学和黑龙江大学产生优博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前者为国家重点学科,后者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属于211而非985高校的湖南师范大学产生优博提名的伦理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优博获得者的硕士毕业学校基本也为985高校(三人资料不详),去除党校和军校,2个属于211,涉及2个院校: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非211学校为山西大学、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就优博获得者本科阶段所在高校而言,张淑林教授等做过统计:理学、经济学和工学的优博论文作者在本科阶段就读的学校普遍较强,而、教育学和管理学论文作者本科阶段就读学校的综合实力普遍偏弱。〔10〕此次我们对哲学门类优博获得者本科所在高校进行分析,发现一般本科院校、211和985院校已近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印证了张淑林教授的统计结果,其中有45%属于985高校,21%属于211高校,33%属于一般院校(表略)。由教育大众化、产业化带来的名校崇拜,已经导致了非理性的第一学历歧视。很多用人单位招聘新员工时往往明码标价要求应聘者毕业院校的层次。如某大学2012年招聘新教师公告,就有类似的要求:1.除特别注明者外,需求层次均为博士研究生,并且第一学历为普通本科(毕业院校为“211”高校)毕业;2.教学岗位硕士要求是本科和硕士均为“985”高校(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毕业。〔11〕果如此,则哲学类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优博得主们会有约1/3的人没有进入此类大学的资格(表五所示部分本科毕业于非211高校的优博获得者)。若是硕士毕业应聘,将会有一半以上的未来的优博及提名得主们无法进入该单位,这岂不是与招聘初衷相违背了吗?其实仅以本科就读院校而论,同一所大学在同一年高考的不同省份或不同的入学年份,其录取率都往往相差较大,尤其是扩招之后,其所反映的学生能力也就迥然不同了,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所有的985、211的本科生就全部都比一般院校的本科生优秀呢?过度的名校崇拜、第一学历歧视已经对人才选拔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是大声呼吁:“杰出人才,宁有种乎?”的时候了。  (更多哲学社会类学术论文发表请登录:www.baikeqikan.com)
 
 
对策与建议
 
通过对1999—2011年哲学门类的优博和提名论文相关数据的量化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学科发展宏观规划布局上文理发展失调,教育制度设计方面片面强调学历的重要性导致教授级博士生的涌现、导师的行政任职对学术自主性的影响、过分强调第一学历对人才选拔的影响等。有鉴于此,特做如下建议。1.应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的研究和教育1999年6月,日本学术审议会就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而综合推进学术研究》的报告,文中列举了人文社科缺失所带来的后果,建言发展人文社会科学。〔12〕如前所述,我国学科布局中的文理分布、哲学内各二级学科分布不均衡,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面向力市场的人才培养机制凸显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尴尬处境,每个单位都不得不慎重考虑投入产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对于长线专业难免会表现的需求乏力,而这会更进一步恶化高校的学科布局。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一种公益性的教育,这需要政府的宏观支持,而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为了提高人文社科教育的水平,各级政府首先需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仅就国家基金和国家哲社基金数额对比而言,两者已经相差悬殊,如2009年自然科学基金是642679万元,〔13〕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仅为38401万元,〔14〕更别说理工类还有很多的科技计划及专项资助。其次要适当丰富人文社科类课程。目前高校人文类课程偏少,尤其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按教育部规定理工类大学生的文科类课程约占总学时的18%,这其中外语就占去了10%,剩下的基本上是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除此之外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几近于零。〔15〕最后,人文素质的教育不能仅仅囿于知识的教育,更需要转智成德,即不仅仅要求学生知道什么是对错美丑,并且还要学生知道得出这种判断的推理是否符合逻辑,这还不够,人文教育最终必须落实到实践上来,而这更需要人文学科特有的学习方法与体悟。2.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设计首先,应防止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不合理的唯学历论现象的出现,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评定主要应该根据教学科研成果而不是学历,1903年,威廉•詹姆斯在《博士巨怪》中清晰的阐述了为博士而博士的弊端。〔16〕其次,优博的评选要向年轻人倾斜,从制度设计上减少导师名望对学生成就判断的非理性影响。年轻的硕士毕业生和教授级博士生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而这势必会造成研究生自己及高校对人才培养规律的错误判断。3.让学者回归学术、尽量减少双肩挑现象刘道玉教授曾谈到三种校长:学者型校长、革命家校长和目前的双肩挑校长。〔17〕其实,目前大学的几乎所有行政岗位都存在双肩挑现象,相当一些颇有建树的专家教授被推到了行政管理的岗位,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一面,但如何让学者回归学术,减少行政管理对学术发展的非理性影响,以立法的形式或进一步明细《法》相关条款,以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建立一支职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取消大量的双肩挑现象,把优秀的学者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也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机制问题,没有一流的学者,就没有一流的学术。4.理顺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构、避免结构性失业不可否认,名校崇拜有其合理的一面,只是随着高校扩招的加剧、劳动力进入买方市场后,这种原本正常的心态已变得面目全非,成了一种近乎荒唐的僵化制度,而伴之而来的是变本加厉的高分复读及普遍的用人单位第一学历歧视。很多学者从的角度论述了加强立法,以杜绝中的各种违规操作。但对于许多隐性的第一学历歧视法律出于对用人单位用人自主权的尊重也很难查处,所以釜底抽薪的长久之计应该还是用市场规律来解决,主要以市场的手段达成应聘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制衡。国内高校毕业生失业多属于结构性的,源于我们的学历教育中博士硕士只有水平的不同,没有体现出鲜明的职业设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特点也不突出,既然所有的高校都几乎是同一个培养口径,那社会就只能用985、211来区分了。所以从教育制度方面考虑,本科、硕士、博士不同阶段的教育应体现出未来就业鲜明的职业特色,某种程度上说,哲学社会科学这类对物质科研条件依赖较少的学科领域,可能更有机会在一般的学校逐渐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在分配教育资源中应有重点的支持一些地方院校的特色学科,用政策引导或法律手段逐步使用人单位建立“适合自己单位的才是最好的”的用人观,也使得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的人才都各有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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